今天是 公歷*年*月日 星期* 農歷**年*月*日
當前位置:首頁 > 理論研究

非遺保護制度建設的研究與分析報告

作者 周波

摘要:十余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保護實踐,實現了非遺保護體系從0到1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和各級政府擔任投資主體,本質上是一種無“負外部性的”的變革,是“帕累托改進”不斷進行的過程,因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如今,非遺保護的成果已經頗具規模,但“重建設、輕管理”的弊端突顯。下一步的工作應該由“建設為主”轉向“建管結合”,變革進入深水區,非遺保護進入以“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為主的下半場。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動非遺保護的發展路徑存在邊際效益遞減的風險。新形勢下,政府應解放思想,轉變職能,優化非遺保護的目標定位,順應新常態,以創新驅動非遺保護和實踐,激活市場機制在非遺保護中的作用,推進非遺保護工作更好發展。

關鍵詞:非遺保護;條線體制;政府改革;創新

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這一概念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多次修訂而提出的。2004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采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表述,于是一個新的術語和理念開始進入我國的政治生活和尋常百姓中。經過十余年的非遺保護實踐,我國創新了許多辦法,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例如創設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四級名錄制度體系,推進了非遺保護的法律法規建設,提出了多種非遺保護的理念和方法,設立了一批非遺保護的基地和傳習所,開展了一系列提升非遺保護、傳承能力的活動等。

我國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幾年內,從無到有,推進非遺保護工作取得如此成績,不僅是響應國際號召、激活民眾需求的結果,更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非遺保護在國家由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中,形成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管理機制,體現了漸近式改革,分步推進的工作特點。

一、我國非遺保護的制度建設成果

我國非遺保護制度是在批準《公約》之后,在工作過程中逐漸出臺、實施的,主要包括兩類:其一是國家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針對非遺保護所頒布的通知、意見、辦法等;其二是國家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針對非遺保護所頒布的法規、條例等。十余年的非遺管理制度建設過程,是非遺保護理念不斷成熟、社會參與度不斷提高、非遺不斷嵌入主流話語的過程。

(一)非遺保護理念不斷深化

我國先后總結出了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生活化保護等,反映出我國非遺保護的基本理念在不斷深化。

1.搶救性保護。在非遺保護工作之初,我國稟承的是一種“瀕危優先”的理念,也就是認為非遺是瀕危的,識別、確認、立檔、保存是當時的工作重點。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指出非遺保護的工作目標是“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使我國珍貴、瀕危并具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

2005年12月《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提高到與物質文化遺產同等重要的層面,并參照物質文化遺產,進一步明確了非遺保護的方針?!锻ㄖ分赋觥拔幕z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

由此可見,非遺的搶救性保護是借鑒了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在“瀕危優先”的工作思路下而采取的方式。在非遺工作之初,這種保護方式曾起到過積極作用,有效推動了非遺普查和名錄體系申報等工作。但是照搬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路,堅持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也引發了此后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廣泛討論,爭論的核心在于非遺作為代代相傳的活態性遺產,套用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標準和要求是否符合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因為非遺是通過口傳心授、代代相傳并不斷發展的,過份追逐真實性容易陷入將非遺固化的誤區,片面強調“用物質化手段把非遺固化為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中的實物、照片、錄音、錄像、圖書等?!?

但這種方式在完成特定工作時仍顯示出必要性。2013年起,針對傳承環境或條件發生重大改變、傳承面臨嚴重困難(包括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年事已高)的項目,文化部組織了對代表性傳承人的搶救性記錄,全面記錄和整理他們掌握的知識和獨到技藝,以便于今后其他傳承人學習借鑒和研究。經過兩年的試點,2015年4月原文化部正式印發了《關于開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作的通知》,同時下發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作規范(試行稿)》。一年后,在總結各地執行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的基礎上,2016年7月完成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操作指南(試行本)》,作為各地記錄工作的行動指南。截止到2018年8月,中央財政累計投入資金3.8億元,支持對942名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開展了搶救性記錄工作(其中人口較少民族傳承人20人),以口述片、項目實踐片、傳承教學片等形式,影像記錄保存一批代表性傳承人所承載的獨到技藝、文化記憶,記錄影像成果時長總計將超過8000小時。

不過也需要認識到,數字化保存隸屬于“信息性保存”,這類保護是基于“記錄”的生產,但對于文化遺產而言,保護的核心是對遺產本體的保護,事實上信息性保存并不會對對象的保護產生直接的作用,同樣,數字化保存也無法直接維系非遺的生命力。

2.整體性保護。文化與生物一樣具有生態性,文化自我存在、發展的狀態與周圍環境密切相關。2004年4月文化部、財政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通知》中提出“通過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命名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對原生態文化保存較為完整并具有特殊價值和濃郁特色的文化區域,進行動態的持續性保護?!?

2007年6月,我國設立了第一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標志著我國的非遺保護從單個名錄項目的保護開始向整體化的方向探索。

2010年文化部下發《關于加強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對歷史文化積淀豐厚、存續狀態良好,具有重要價值和鮮明特色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保護”。但是《意見》在執行方面上還存在管理不夠到位、資金投入不能完全保障、專職專業人員欠缺、獎勵和處罰力度不夠等諸多問題。

2018 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發布了《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與《意見》相比,《辦法》除了細化管理、明確獎懲之外,另一個大的變化在于調整了工作重點,此前“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轉變成了“保護優先、整體保護、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理念,同時提高了對非遺教育與傳承的要求,突出了“發展”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的地位。

3.生產性保護。非遺“生產性保護”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2006年王文章主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一書中。2009年原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方式保護論壇”開幕式上,對這一概論作了如下界定“它是指通過生產、流通、銷售等方式,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和產品,產生經濟效益,并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生產實踐中得到積極有效的保護,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良性互動?!?

2010年,文化部辦公廳下發《關于開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建設的通知》,要求各?。▍^、市)文化廳(局)對生產性保護具有典型意義和示范價值的企業或單位進行初步考察論證之后向文化部進行推薦。2011年10月、2014年5月文化部分別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名單,共計100家企業或單位。

2011年8月《文化部關于加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將非遺的“活態文化”特征作為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動態管理的重要參考因素。而生產性保護正好是提高非遺自身活力的有效方式。

2012年2月《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中,決定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藥物炮制類非遺領域先行實施生產性保護,同時指出生產性保護在增強非遺自身活力、提高傳承積極性、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文化消費、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生產性保護不僅成為的非遺保護的重要方式,而且滲透到國有文藝院團改制、非遺博覽會項目遴選標準中。2011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關于加快國有文藝院團體制改革的通知》提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要向承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任務的轉制院團傾斜,鼓勵生產性保護”。2012年3月《文化部辦公廳關于舉辦第二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的通知》中指出“認真遴選和組織本省(區、市)有特點的、在生產性保護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或省級項目參展?!?

4.生活化保護。原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在2016年1月全國非遺保護工作會議上講到,隨著非遺保護實踐的不斷深入,非遺保護的工作理念也在不斷深化?!敖陙?,我們特別強調了三個理念:一是在提高中保護的理念。二是非遺走進現代生活的理念。三是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生態保護理念?!薄胺俏镔|文化遺產不只是一件件靜態的作品、物品或某種表現形式,更是可見、可參與的生活。生動豐富的實踐是文化傳統保持活力的基本標志。生產、創新和進入市場開展得越好,受眾越多,這項遺產的實踐就越活躍,遺產本身就越富有活力?!?

2017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感、獲得感和認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會風尚”。

2018年4月《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18-2020)》的工作原則中再次強調“堅持‘見人見物見生活’的保護理念,注重弘揚非遺的當代價值,推動非遺融入現代生活”。

(二)非遺保護的社會參與度不斷提高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將“非遺保護”定義為“為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如果把“確認、立檔、研究、保存”四個過程視為以保存為主要目的和特點的活動的話,那么“保護、宣傳、弘揚、振興”就是旨在提升非遺活態傳承能力和非遺生命力的保護活動。在以保存為主的階段,政府發揮了絕對的主導地位,不僅是各項工作的直接推動者,而且是主要參與者。隨著非遺活態性傳承和振興逐漸成為工作重點之后,非遺的保護主體逐漸拓展,包括高校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逐漸被納入非遺保護的主體范疇,形成了政府、學者、代表性傳承人、社區民眾、各級非遺保護單位、高校、企業及其它社會力量的多元主體的保護體系。

1.政府。從我國批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成為締約國開始,政府就是非遺保護工作的主要推動者。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非遺保護的工作原則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劃、分步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边@其實就是明確了我國的非遺保護是一個自上而下有序推進的過程,政府是其中的主導者。

《意見》中提出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建立非遺代表作名錄體系?!兑庖姟犯郊械摹秶壹壏俏镔|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為建立名錄體系提出了進一步的指導意見。

文化部為了落實《意見》的要求,于2005年6月和10月分別下發了《關于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的通知》《關于成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委員會的通知》,為進一步完成工作任務、規范工作行為提供了依據。由此,以普查、記錄、建檔、申報以及建立非遺保護名錄體系為核心的工作任務體系已經確立。自2005 年至 2009 年,我國開展了首次全國性的非遺資源普查活動,普查出非遺資源總量近87萬項。在此基礎上,文化部分別于2005年6月、2007年1月、2009年7月、2013年9月下發了四次關于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通知,國務院分別于2006年5月、2008年6月、2011年5月、2014年11月公布了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除了建立名錄體系之外,政府還設立專項資金確保非遺的保護。2012年5月財政部、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強調“專項資金由中央財政設立,專項用于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和保護”。截至2018年6月,中央財政已累計投入非遺保護經費53億元,累計支持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經費6.9億元,地方財政累計投入非遺保護經費39億元。

2.專家學者。2005月10月文化部《關于成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委員會的通知》要求成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委員會,以“建立和完善評審工作機制,進一步規范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工作”。2006年7月《文化部辦公廳關于成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的通知》指出要成立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以規范和加強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咨詢、論證、評審和專業指導工作。與國家非遺名錄評審委員會參與國家非遺名錄評審相比,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不僅人數更多、學科領域更全面,而且職責更廣泛,需要對包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保護與管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關標準規范的制定”等提供咨詢服務。這兩個文件事實上是將專家學者納入非遺保護工作體系中,專家委員會成為自上而下推進非遺保護中不可或缺的的重要力量。

3.非遺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及保護單位。2006年11月文化部第39號令發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對非遺分級保護制度、非遺保護的經費來源、非遺資料的保管、展示等提出了原則性的意見,對國家級非遺項目的保護單位、代表性傳承人的評選條件、職責義務進行了較為具體的說明?!掇k法》是非遺保護工作早期的一份綱領性文件,代表著當時決策層對非遺保護工作的通盤考慮,通過設置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和保護單位,事實上有效拓寬了非遺保護主體的范圍。

代表性傳承人方面,為了規范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評審工作,文化部設立了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評審委員會。2007年6月、2008年2月文化部分別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針對《辦法》中代表性傳承人的不確切之處,2008年5月文化部第45號令發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和規范了代表性傳承人的要求、義務、申報流程及各級文化行政部門支持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礎上,2009年5月,2012年2月,2018年5月分別公布了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名單。截止2018年,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及代表性傳承人已經初具規模,其中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已經達到3068人。

保護單位方面,從2012年開始,文化部啟動并實施了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的動態化管理,對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不具備保護單位基本條件、不具備履責能力、機構情況發生變化的保護單位進行了調整。2013年首次下發了《文化部辦公廳關于調整和認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的通知》,對433個第一、二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進行了調整和重新認定;2014年對鼓舞(花鈸大鼓)等121個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保護單位進行調整和重新認定;2015年調整并重新認定保護單位333家。

4.社區人群及研培高校。政府推進下的非遺保護工作有序展開,但是總體而言,這些自上而下的“客位保護”的舉措,沒有解決“主體承襲”的根本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5年召開的政府間委員會第十屆會議上通過了12條原則,即《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倫理原則》?!对瓌t》第一條即強調“社區、群體和或有關個人應在保護其自身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發揮首要作用”。由此可見,社區及相關群體理應成為非遺保護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國的眾多非遺項目產生在農村,許多傳承人在非遺保護方面能力不足。因此,加強能力建設,提升傳承人群的非遺傳承、發展能力被提上日程。

2015年11月文化部聯合教育部印發了《關于實施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的通知》,正式啟動了旨在幫助非遺傳承人群提高能力的研修、研習、普及培訓工作。文化部會同教育部優先選擇了專業實力較強、非遺保護工作基礎較好的57所高校作為2016年研培計劃首批參與高校。

2017年1月文化部關于印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2017)》的通知中,進一步明確了研培計劃的宗旨,同時指出,要推動相關高校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更好地發揮文化傳承創新功能,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參與非遺傳承人群研培計劃的高校名單增至78所。

2018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18-2020)》,參與中國非遺傳承人群研培計劃高校名單增至112所。

5.企業、民間資本及其他社會力量。2007年2月《關于加強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指出“老字號作為我國傳統商業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其擁有的專有品牌、傳統技藝、經營理念和文化內涵,不僅是我國優秀商業文化的集中體現,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要求通過提高認識、做好普查、鼓勵傳承、將老字號納入非遺名錄等辦法對其加以保護。這事實上肯定了民間資本在非遺保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生產性保護理念的發展,助推了民間資本進入非遺保護領域。文化部于2011年10月、2014年5月分別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名單,兩批共計100家企業或單位被認定為非遺的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

2012年6月《文化部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文化領域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強調,“民間資本已成為推動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要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

2013年為推動非遺的研究工作,將非遺的保護實踐與理論研究相結合,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從已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的項目中遴選出保護成效好,具備一定研究能力并已推出初步成果的國家級項目傳承單位,命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基地”。2013年1月、12月兩批共13家企業或單位獲得命名和頒牌。以上兩種基地獲批的企業或單位,主要集中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傳統醫藥等領域,成為促進相應非遺項目傳承、研究、發展的重要力量。

2013年我國啟動全面深化改革,政府將“購買公共服務”作為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要工具。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部門《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指出要立足群眾需求,創新購買方式。以滿足人民群眾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為目標,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建立“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動式、菜單式服務方式,推動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人民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同時,要培育市場主體,豐富服務供給,逐步構建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印發了《文化和旅游部關于進一步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指出隨著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進入規范化、常態化管理的新階段,各地文化行政部門要堅持從實際出發,進一步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這種背景下,社會力量參與非遺保護將大有可為。

(三)非遺不斷嵌入主流話語

長久以來,中國文化被區分為上層文化(即精英文化)和下層文化(即民間文化)兩種。從漫長的歷史來考察,下層文化一向處于被貶抑的地位,難登大雅之堂。批準《公約》之后,我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術語,替換了以往慣用的“民族民間文化”一詞。從詞義上看,“非物質文化遺產”淡化了文化的階層屬性,突顯了“世代相傳”的特點,因而在概念上更具有包容性,例如古琴、昆曲、西安鼓樂、景泰藍等盡管被列為非遺項目,卻不是出自下層民眾之手。但總體而言,大多數非遺項目在被保護之前是趨向小眾和瀕危的。2005年以來,國家及相關部委通過出臺一系列制度和管理辦法,提高了非遺的可見度,增強了國人對非遺價值的感知,推動了非遺保護的實踐,使得原本處于社會邊緣的非遺不斷嵌入社會的主流話語體系。

1.設置了專門的節日、節會活動。2005年12月《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明確指出“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并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2007年2月《文化部關于2007年“文化遺產日”期間組織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活動的通知》中將第二屆“文化遺產日”活動的主題確定為“保護文化遺產,構建和諧社會”,并指出要通過在“文化遺產日”期間開展宣傳與展示等系列活動,普及非遺保護知識,增強全民的非遺保護意識。同時,為了調動和鼓勵社會各方面參與“文化遺產日”活動的積極性,擴大社會影響,文化部決定從第二屆“文化遺產日”開始,設立“文化遺產日獎”。2016年9月,國務院應住房城鄉建設部的請示,同意自2017年起將“文化遺產日”調整設立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截止到2018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活動已經連續舉辦13次,每年文化和旅游部都會統籌指導全國各?。▍^、市)組織開展許多主題鮮明、豐富多彩的宣傳展示活動。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逐漸成為人民群眾共享文化成果的重要節日。

此外,我國還打造了中國成都國際非遺節、中國非遺博覽會等品牌節會活動。成都國際非遺節成為繼中國北京國際音樂節、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國吳橋國際雜技節后,國務院正式批準的第四個國家級國際性文化節會活動品牌,是國際社會首個以推動人類非遺保護事業為宗旨的大型文化節會活動?!皣H非遺節”定點四川省成都市,每兩年舉辦一屆。首屆“非遺節”于2007年5月23日至6月10日舉行,截止2018年已成功舉辦六屆。

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由文化部、山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的“首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辦,并逐漸發展成為全國影響廣、規模大、規格高、項目多、品類全的國家級非遺博覽會。與成都國際非遺節逢單數年舉辦相對應,博覽會逢雙數年舉辦,也是每兩年舉辦一屆。自第四屆開始,文化部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永久落戶山東濟南。2018年9月13日至17日,第五屆中國非遺博覽會在濟南成功舉辦。

另外,各地的非遺項目還可以廣泛參加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中國(義烏)文化產品交易會、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中國當代工藝美術雙年展等。這些節會有力的推動非遺融入當代、融入大眾、融入生活。

2.頒布了專門的法律。2011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以立法的方式明確了我國非遺保護的根本立場與核心理念,其頒布和實施對中國文化建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斗沁z法》是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之后又一部文化領域的重要法律,標志著我國非遺保護事業進入依法保護的新階段,也標志著中國社會在文化自覺和文化發展理念方面的重大推進?!斗沁z法》的出臺,將黨中央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政策上升為國家意志,將非遺保護的有效經驗上升為法律制度,將各級政府部門保護非遺的職責上升為法律責任,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的長期實施和有效運行提供了堅實保障。

3.被納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支持“沿線國家間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電視周和圖書展等活動,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共同開展世界遺產的聯合保護工作”。

2016年12月《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的通知中,提出了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完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臺、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動“一帶一路”文化產業繁榮發展、促進“一帶一路”文化貿易合作五大重點任務。其中包括“推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與合作機制”“積極探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同源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聯合保護、研究、人員培訓、項目交流和聯合申報”。

4.被用于服務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2017年5月,文化部發布的《“十三五”時期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出“加大文化扶貧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發揮文化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推動貧困地區文化建設快速發展。2018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關于大力振興貧困地區傳統工藝助力精準扶貧的通知》中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傳統工藝聯系千家萬戶、遍布城鎮村莊,具有帶動貧困地區群眾就近就業、居家就業的獨特優勢,是助力精準扶貧的重要抓手”。7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國務院扶貧辦綜合司關于支持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的通知》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傳統工藝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具有促進就業增收的獨特優勢”。8月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關于印發《設計扶貧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通知中列出了到2020年底的工作目標,并指出要“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設計扶貧路徑”。

5.文化創意產業被提出,文化產業地位不斷提升。2009年9月《國務院關于印發<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通知》提出“將文化產業培育成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并將文化創意產業提升至和影視制作業、印刷復制業、廣告業等九大文化產業并列的位置?!段幕a業振興規劃》作為建國60年來首部全國性的文化產業專項規劃,對我國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重要意義。

2010年3月文化部等9部委《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產業這一命題。2014年3月《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進一步強化,并明確指出要“深入推進文化與金融合作,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相較于此前的《指導意見》,2014年的《意見》沒有再過多重復以往金融單方面支持文化產業的諸多具體事項,而是從促進文化與金融的對接與合作角度對今后工作提出指引,重點是體現出近年來文化金融合作的新趨勢、新需求、新做法,著力在文化金融的瓶頸環節、薄弱領域下功夫,體現文化金融合作的開拓創新。

201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與《文化部關于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先后出臺,體現了中央在新形勢下對文化產業戰略地位和重大作用的準確把握,標志著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已經成為國家戰略。

2017年2月《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提出了到2020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基本形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發展改革目標。在這個規劃中,同時明確了供給側改革、融合發展的新要求。供給側改革就是強調文化產業要適應消費需求、消費心理、消費模式的新時期,要努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融合發展就是強調以“文化+”不斷豐富文化產業的內涵和外延,推動文化產業與設計、旅游、建筑、制造、農業、信息等相關產業融合發展。

為了落實《規劃》要求,《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于2017年3月發布,由此,傳統工藝類非遺項目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2018年5月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發布,383個項目被列入首批目錄。傳統工藝工作站也在陸續建設中,截止2018年年底,全國已設立了14個國家傳統工藝工作站。

6.文化信息資源建設被列入國家計劃。2007年文化部、財政部《關于進一步推進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實施意見》指出,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是2002年起文化部、財政部組織實施的一項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標志性工程。通過信息資源的數字化加工、整合和傳播,實現中華優秀文化信息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共建共享,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礎工程,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手段。

2013年9月文化部關于印發《文化部信息化發展綱要》的通知中指出我國文化建設進入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黨的十八大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宏偉目標和“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文化改革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列入各級政府效能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推動文化事業全面繁榮、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國家發展改革委《“十二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中提出在原有四大基礎信息資源庫的基礎上,新增“文化信息資源庫”為國家基礎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五大項目庫之一。

2018年8月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關于印發《設計扶貧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通知中提出,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作用,建立設計援助服務平臺,擴大設計扶貧受益范圍。到2020年底要建成并免費開放千萬數量級原創設計素材數據庫”。

from clipboard

from clipboard

表1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建設情況一覽

二、非遺保護制度建設需要注意的問題

我國的非遺從十幾年前無人問津、后繼無人的情況,逐漸發展成如今各地重視、廣泛認同的優秀傳統文化代表,實現的是非遺保護“從0到1”的建設性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積極投入和引導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以資金投入來看,中央財政設立國家非遺保護專項資金,主要用于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補助、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補助、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補助等。截至2018年6月,中央財政已累計投入非遺保護經費53億元,累計支持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經費6.9億元。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非遺從無到有,并以國家和各級政府作為投入主體,這是一種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部分人變得更好的轉變,是帕累托改進的過程,是一種無“負外部性的”的變革??墒?,隨著非遺保護向縱深發展,為了確保非遺的活態性和生命力,除了政府以外,代表性傳承人、社區民眾、高校、企業等等都以各種方式加入到非遺保護的過程中,或投入資金、或投入精力、或投入知識,呈現主體多元、目標多樣的復雜情況。在這個“從1到N”的過程中,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平衡各方利益,涉及制度層面的重新調整和完善,非遺保護工作進入深水區,良好的制度設計,不僅事關非遺保護的倫理和動機,而且事關非遺保護的可持續性問題。既要確保多方參與的積極性和實效性,又要平衡非遺保護的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這給制度的設計和執行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以行政力量推動非遺保護面臨邊際效益遞減的風險

不可否認,過去十余年的非遺保護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形成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驗。但是隨著中國的發展進入“新常態”,再按照以往的思路開展工作,容易形成路徑依賴,導致經驗主義,最終造成行政保護的邊際效益遞減。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整體形勢良好與基層動力不足的矛盾;直接管理不力與配套服務不足的問題;行政化的資源分配導致資源錯配的風險。

1. 整體形勢良好與基層動力不足的矛盾

十余年的非遺保護實踐,我國從無到有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體系,這種體系不僅指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體系及其對應的代表性傳承人體系,而且包括十余年來建設形成的法律、法規、意見、辦法等制度體系、以及在不斷的非遺保護工作和實踐中所形成的有效管控人、財、物及資源分配的管理體系。制度、理念的不斷創新,配套非遺保護體系的不斷完善,成為推動非遺保護工作不斷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確保非遺保護整體形勢良好的基礎。

當前非遺保護的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文化生態保護區、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研培計劃高校等已經頗具規模,各種非遺的展覽展示活動也逐漸常態化、大眾化、品牌化。下一步工作應該由“建設為主”轉向“建管結合”。如果將非遺保護體系的建設過程視為是一種無“負外部性的”的變革,那么非遺保護體系的管理過程則意味著變革進入深水區,一定會觸碰現有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也一定會充滿更多的博弈、協調乃至對抗,但這卻是改變此前非遺保護“重建設、輕管理”弊端的必經之路,也是賦能于非遺保護工作主體、激發內在活力、確保非遺保護工作可持續性的必要過程。

我國在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此次改革的成功之處在于初步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使得中央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而改革遺留的問題在于沒有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主要表現為相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而擁有較小的財權。這一種矛盾,在市縣等基層非遺行政保護部門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筆者的調研中,市縣一級的非遺行政管理部門普遍存在人員、資金、組織上的問題,這是影響基層工作者工作動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人員方面,基層非遺的行政管理部門往往存在編制較少、人員流動性大、人員專業性不強等問題。隨著非遺保護體系的不斷完善,與之相應的管理跨度和工作量在不斷擴大,而且隨著非遺保護理念的不斷更新,與之相應的專業性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工作量的增長和工作要求提高,與工作人員人數少、專業性不強、流動性大形成鮮明對比,其結果只能是工作者疲于應付,削弱了一線工作的主動性和創新性。

資金方面,按照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央、省級財政在資金配置中占據優勢地位,擁有較強的控制權和主動性,而市、縣級財政在資金配置上卻缺乏彈性,普遍存在保護管理工作經費投入不足的現象。換言之,在國家、省、市、縣四級管理體系中,非遺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數量呈金字塔分布,而資金方面卻呈倒金字塔分布,這種矛盾客觀上容易造成非遺文化存在等級差別的錯誤印象,這種不平衡性也一定程度上影響非遺保護和傳承的積極性。

組織方面,隨著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實施,按照條線管理和條線體制的要求,對應的基層部門也進行了相應的整合。從國家行政管理的宏觀層面來看,大部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等現象,從而可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是在一些基層部門中,合并的結果卻造成部分機構內部管理層級增加、工作自主性弱化、工作效率降低等問題,而且由于許多基層非遺管理部門并不獨立,在合并后反而處于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2. 直接管理不力與配套服務不足的問題

2006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應當確定保護單位,具體承擔該項目的保護與傳承工作”。同時將國家級非遺項目保護單位的基本條件限定為:有該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或者相對完整的資料;有實施該項目保護計劃的能力;有開展傳承、展示活動的場所和條件。2012年開始的保護單位動態化管理中,又對保護單位的法人資格等基本條件進行了強化。

從非遺項目保護單位的分布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保護單位落在了各地非遺保護中心或非遺行政管理部門,這種情況在市、縣兩級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其中不排除有合理性的因素。一些類型,如民俗類非遺項目由于傳承群體大、涉及范圍廣等原因只適合由公共性單位進行保護。但是將絕大多數非遺項目的保護單位都放在政府部門,由管理主體同時擔任保護單位,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既不科學,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效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論述了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2014年2月,他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17年2月《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將“雙創”要求列入基本原則,要求“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與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中將“雙創”要求與“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并列,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2018年,由于非遺在“促進就業增收的獨特優勢”被列入扶貧和鄉村振興的資源范疇。這種情況下,對待非遺的思路不能再停留在傳統的保存和保護上,而更應該注重創新和發展。這種發展定位之下,保護單位再由政府管理部門大量承擔就顯得不盡合理,而且基層非遺管理部門在人員、配置方面的現實問題也無法勝任直接推動非遺創新、發展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保護單位和管理部門身份的重合也會導致評估的失效。外部評估本是激發內在動力的有效方式,但是,身兼雙重身份的政府就難以對自身的保護工作進行客觀評價。以代表性傳承人的管理和評估為例,不少地方政府的評估僅按照基本義務的完成情況粗略的劃分“合格”與“不合格”,但是對于傳承人的創新性工作和超額工作卻往往難以定量和定性,也缺乏更有效的激勵措施??梢哉f,在行政管理模式下,非遺保護工作更多實現的是一種“保健”功能,卻難以實現向上的“激勵”功能。因此需要調動政府以外廣大非遺保護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進非遺工作重心的轉換。這不僅需要轉變政府職能,而且需要進一步確定主體責任、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出臺非遺產業發展的配套制度等一系列工作。

3. 行政化的資源分配導致資源錯配的風險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激發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經濟和爭取財政收入“剩余所有權”的積極性,中央政府按照“放權讓利”的思路實行了財政包干制。但這種辦法卻導致中央財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不足、地方保護主義、“諸侯經濟”盛行。因此,1994年國家進行財政制度改革,改包干制為分稅制,并由此帶來了財政收入和分配領域的明顯變化,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分別從1993年的22%和78%變動為2016年的45.4%和54.6%。但是改革也造成了中央與地方在事權、支出責任和財權方面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轉移支付制度成為緩解地方政府收支失衡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財政工具,轉移支付的資金規模迅速增長。這些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抽取”和“下放”財政資金的能力大大增強,中央進行宏觀調控及動員地方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2002年開始,中央逐漸將轉移支付資金以“項目”和“專項”的形式向下分配。最終,“項目”不僅成為中央向下轉移支付重要手段,也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治理體制機制運行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中央政府通過項目制將重點政策傳達給各級政府,并通過“釣魚式”項目工程動員地方財政以項目資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的行動。地方政府若不抓項目、跑項目,便無法利用專項資金來彌補財政缺口。反之,則不僅可以在獲得項目資金,而且更帶來地方發展的政策合法性。

可見,項目制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引導和控制,但是其本身也存在明顯的局限。針對項目的專項轉移支付的支配權掌握在中央各部門手中,實現的是條線管理的目的和重點?!皸l線”體制在使得地方配合中央各部門實現相應目的的同時,卻使得地方政府能夠統籌兼顧的資源隨之減少,這給地方政府決策的靈活性套上了“枷鎖”。而且同類項目由不同地區進行競爭和搶奪,也容易造成項目的重復建設,一定程度上反而影響和拖累了項目的做大做強,增生了地方“項目包裝”、“項目打包”等由下而上的反控手段。

項目制管理方式也體現在非遺保護工作中,導致的負面結果就是普遍存在的“重申報,輕保護”問題。無論是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還是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傳統工藝工作站等,各地的非遺管理部門在申報方面都有更強的動力,因為相對于“保護”針對存量、見效慢的特點而言,“申報”帶來的是增量,而且申報成功的好處是多方面的。因此,為了提高申報的成功率,地方的非遺管理部門也形成了諸多自下而上的反控手段。在非遺項目申報方面,一些地方將原本屬于同一項非遺的不同環節人為拆分,單獨申報,以提高非遺項目的數量;在代表性傳承人方面,一些地方在評審時,除了項目自身的要求以外,更附加了表達能力等外顯條件;在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申報上也不乏項目包裝、打包等現象。問題在于,在申報環節,那些審批者,不論是負責項目評審的專家委員會還是進行核驗批準的主管部門,是否具有充分的信息去確保審批的科學性?在管理環節,作為監管者,相關部門又是否具有足夠的了解去保證評價的全面性?一旦申報和監管的標準模糊,就存在人為操作的空間,也就難以保證資源分配的有效性,資源的錯配也就不可避免,導致真正需要項目的地區、符合要求的人評不上,進而挫傷積極性,誘發矛盾,破壞非遺保護工作的應有效果。

(二)非遺保護的市場機制有待進一步激活和完善

1.非遺保護市場機制介入的合理性

2009年《國務院關于印發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通知》就已經提出雙效統一的文化產業發展原則,即“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將文化產業培育成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蹦敲醋鳛橐恢睆娬{要被保護的非遺是否也能適應這個原則?筆者認為,從非遺存在的歷史規律、非遺的保護理念、非遺的“雙創”要求和非遺扶貧的提出這幾個方面來看,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從非遺的歷史存在來看,無論何種非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古人刻意制造出來的藝術品。即使如戲劇、音樂、舞蹈等表演類的非遺項目,最早的時候很可能主要用于先民們的祭祀活動。這時候的藝術,絕不僅僅是一門獨立于觀眾之外僅供欣賞的純藝術。還有一些非遺項目比如工藝品、曲藝雜技、醫藥等,本來就是具有商業性的,而且只有在商品消費和表演市場正常發育的條件下才能夠存在和持續發展。因此,從存在的歷史來看,非遺的價值是跟人的需求是相關的,非遺如果脫離人的需求是沒有價值的。非遺需要我們去保護,但保護的目的,并不是讓其靜態的存在,而是以一種新的形式重新生長在我們的生活中。非遺保護應該以促進人民福祉和生活改善為最終目的。

從非遺的保護理念來看,原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2009年“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方式保護論壇”上闡釋了“生產性保護”的內涵,強調要將非遺及其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和產品,產生經濟效益,以此來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并實現非遺的有效保護。從非遺“見人見物見生活”保護理念來看,原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講到“生產實踐本身就是傳統,從事生產就是在延續傳統。生產、創新和進入市場開展得越好,受眾越多,這項遺產的實踐就越活躍,遺產本身就越富有活力”。這些理念已經肯定了市場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作用。

從非遺的“雙創”要求來看,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將“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作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工作要求?!稗D化”和“發展”是保護傳統文化的應有之義。任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歷史進程中,在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產生的,是生產生活的一部分。缺少需求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一成不變的文化。傳統文化凝結著人們的智慧,是寶貴的財富,也是族群認同的重要基礎。挖掘這些優秀文化的當代價值,對于建設民族、科學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從非遺扶貧的提出背景來看,我國有著區別于西方國家的不同國情。西方的非遺保護始于20世紀70年代,彼時的歐洲正處于由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轉換的時期,物質經濟已經高度發達,但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能源嚴重匱乏。在這種生存困境面前,西方社會開始反思,產生了對工業化之前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的重新認識和保護的意愿,是一種自覺的文化行為。但是我國仍然屬于民生國家,“不同于福利國家保障國民的社會權利、促進不同階層的社會團結等基本理念,民生國家的基本理念是將保障與改善民生作為社會的重要內涵”。理解了這個國情,也就可以理解我國為何要將非遺與扶貧相結合、與旅游結合、與市場相結合。一句話,在生存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任何企圖將文化抽離出來單獨保護的做法,都注定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美好愿望。

2.非遺保護過程中發揮市場機制所面臨的問題

以上分析僅僅是破解了“非遺工具化”的思想障礙,就實施而言,在非遺保護中要想有效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還必須解決法律環境、產品供應體系等現實問題,提高資本參與的積極性。目前來看,影響資本參與的核心問題至少有三點:

其一,非遺項目權屬不清?!胺俏镔|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闡述非遺概念時,也同時說明非遺是具有傳承性和實踐性的,并且廣泛地為社區群體所共同享有。作為一種活態文化,非遺在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借鑒、吸收了其他文化,因此很難將非遺的產權簡單地歸屬于某個個體、企業或單位。

而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之一,產權安排對經濟活動的效率至關重要。如果產權的界定和執行存在問題,資源的浪費就會出現?!肮乇瘎 本褪沁@方面的典型例子。中國文化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金巍表示,在權屬界定不清楚的情況下,資本很難大規模進入相關領域進行合理利用,甚至還可能引起一定的法律風險。相反,如果相關權屬問題能夠界定清楚,那么僅僅是非遺項目相關文化符號的授權市場就會非常巨大,而且還可以進入大眾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湖南大學設計藝術學院的王寶升在分析設計助力鄉村振興的新通道項目時也提到,“我國當前階段對于文創產品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國民審美與藝術認知水平有待提高,這些國情都阻礙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及設計藝術驅動鄉村振興的實際效果?!本C上可見,大量的非遺項目存在權屬不明的先天難題,而文化創意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又不足,成為制約資本進入的重大障礙。

其二,非遺產品標準不統一?!胺俏镔|文化遺產有本生態,也就有衍生態,前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遺傳與傳承的基礎,后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變異與發展的內容。衍生態是傳承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和創造的結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最活潑的、最容易變化的部分?!币恍┑貐^的民眾自發的開展了非遺創業,也就是依托當地的非遺項目開發衍生產品。從本質上看,這是一種依托傳統文化進行創新、創意設計的過程,是文創產業的經營思路,它拓展了非遺保護的傳統方法,有利于非遺走進現實生活,提高非遺的可見度。但是由于能力、知識方面的不足,一些小經營業戶往往缺乏長遠規劃,對非遺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停留在表層,其結果是生產的非遺產品在設計、包裝、推廣等方面低水平競爭,導致產品技術含量、使用價值趨同。即便是有人用心設計出了較高水平的新衍生品,也由于得不到知識產權方面的有效保護,精心的設計很快被模仿和抄襲,重新陷入壓價競爭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些小經營戶可能都來自非遺傳承社區,產品都被冠以“非遺”的頭銜,名義上保護傳承了非遺技藝,實則是對這片潛在“藍?!辟Y源的破壞,如果這種產品大量充斥市場的話,必然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打擊優質經營者的創新創業熱情,破壞非遺產業的發展生態。

其三,非遺產業前景不明朗。五力模型是“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的產業分析模型,其理論認為供應者、購買者、現有競爭者、潛在競爭者、替代品五種力量綜合起來影響著產業的吸引力以及企業的戰略決策。

從供應者來看,前文分析的非遺項目的權屬問題就是供應者的問題,即由于非遺傳承區域的廣泛性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現實中往往導致經營者對上游供應者的資源缺乏控制能力和獨占優勢。

從非遺產品的消費情況來看,目前非遺產品的消費主要由政府采購和一般消費者購買組成。政府采購方面,國家出臺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一系列文件,而且政府溢價也往往使企業能獲得遠高于正常市場交易的收入。但是過度依賴政府采購也會加大經營的風險,因為一旦政策調整或者政府購買能力下降,企業很快會陷入困境。一般消費者購買方面,囿于非遺產品生產的整體狀況,市場上的非遺產品“模仿傳統的多,創意創新的少,陳設把玩的多,實用日用的少,造成大眾的不精致,精致的不大眾,顧客群越來越小眾”,這種現狀意味著即便資本進入市場,也還需要較長的時間進行消費者引導和教育。

從競爭者的角度來看,由于非遺保護的主體眾多,代表性傳承人、非遺生產性保護基地、小經營戶等都有可能隨時成為市場中的直接或潛在競爭者,而且一些主體還擁有政府的背書,無形中會對外來的資本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

從替代品的角度來看,許多非遺原本耐以生存的土壤都已經不復存在,現代化、工業化、科技化催生了眾多的替代品,大量非遺項目面臨著新時代下價值重構的難題。而且由于文化產業的發展要求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經營的正外部性要求會進一步抬高資本進入的門檻。

綜上可知,以五力模型對非遺產業進行分析,單純以市場運營的角度來考量,無論在哪個方面來看,資本都難以在短期內構建競爭優勢。解決的辦法只有依靠政府,由政府主導制度建設來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資本的進入和市場機制的形成創造先行條件。

(三)非遺保護主體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理順

非遺的保護主體是指負有保護責任、從事保護工作的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相關機構、團隊和社會有關部門及個人。經過十余年非遺保護實踐和探索,我國已經將非遺的保護主體由政府擴大到包括代表性傳承人、社區民眾、高校、企業及其他社會力量在內的系統化的非遺保護主體。從縱向的關系來看,在條線體制下,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各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非遺保護單位等,其中的關系是比較清楚的。但是從橫向關系來看,隨著非遺生產性保護基地、研培計劃、傳統工藝工作站、非遺扶貧就業工坊等不斷成立,企業、高校等開始加入,與此前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保護單位、社區傳承群體之間產生了密切聯系,在眾人搭柴火焰高的美好愿望背后,這些主體之間的結構與關系也值得研究。對某一特定非遺項目而言,多主體的介入,究竟是形成了協同的共同發展體,還是導致了不同主體的利益對立,這其中涉及權責劃分、利益平衡、工作統籌等具體問題。

其一,做好權責劃分。既要重新定義政府的權責,又是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逐漸將“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機構改革目標以調整政市、政社關系,但從改革方案和效果來看,仍具有比較明顯的管控特征,表現為政府的經濟職能過強、社會職能偏弱,管制功能過強、服務功能偏弱,微觀管理過多、宏觀管理乏力。2004年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提出,國務院及各部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并將政府職能擴充為“十六字方針”,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基礎上增加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樣一來,管理事務增多以及民眾需求的多樣性與政府直接管控能力之間的矛盾不斷突顯,信息不對稱成為政府直接管控面臨的突出問題。從新公共管理學的理論來看,調動社會力量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我國目前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要工具,但是就公共文化領域的購買現狀來看,仍然存在購買內容的不平衡不充分、承接主體的不平衡不充分、資金保障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這其中,社會力量長期發展不充分是引發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

其二,做好利益平衡。首先,就非遺保護的倫理原則而言,非遺應該起于民、而用于民,傳承社區和群體的利益理應是一切非遺保護工作的起始點和關切點。但是隨著非遺的傳播向社會化方向發展,非遺的傳承也日益突破原有師徒式、家庭式的封閉方式而轉向具有普遍性的學校制、培訓制,傳承社區和群體本身也開始泛化。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錨定非遺保護的工作目標和衡量標準。其次,就參與非遺保護的各種社會力量而言,政府通過各種計劃、項目進行公共服務外包,由此社會力量與政府得以建立起了具有契約精神的合作關系。但是參與不同計劃、項目的社會力量之間卻沒有天然的溝通和聯系通道,這種狀況不僅會造成潛在的利益爭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會割裂相互的協同性,難以達到績效疊加的效果。

其三,做好工作統籌。項目制和分權制是我國在處理央地關系時所采用的方法。項目制的工作邏輯不可避免地缺乏在地化的全局考量。項目制對應的是條線體制下中央各部委自上而下推進各自目標的工作邏輯,但是只有基層單位才能動態了解當地的現實狀況與發展需求。不過出于獲得項目帶來的轉移支付資金、享受政策紅利以及行政官員為確保手中權力穩定等種種考量,基層單位只能犧牲自主性而選擇服從。那么項目制的弊端是否可由分權制解決呢?事實上,如果缺乏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分權制反而更容易造成地方的失控。自20世紀90年代起,政府實行分權制改革,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管理權限,但是各地政府官員為追求績效和晉升,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短期經濟增長,使得環境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位。類似的統分矛盾不僅僅出現在央地關系上,而且在政市關系、政社關系上也是如此?;鶎诱谖苫蛲獍蝿諘r,出于降低執政風險或者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考慮,對于社會力量的選擇往往傾向于多元化。主體多元通常就難以實現規模效應和疊加效益。從本質上看,這種自上而下的公共性與自下而上的趨利性之間的矛盾,對工作的統籌形成了挑戰。

三、完善非遺保護制度建設的建議

(一)把握系統原理,優化非遺保護的目標定位和頂層設計

系統原理是管理學的四大基本原理之一。管理的任何對象都是一個系統,具有適應性、開放性、整體性、綜合性、動態性的特點和要求,應該進行周密而細致的分析、評價、設計和實施。其中,明確系統目標是開展工作的前提。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提出我國非遺保護的工作目標是“通過全社會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使我國珍貴、瀕危并具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并得以傳承和發揚”。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一條說明了制定本法的目的,即“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边@樣的定位下,事實上導致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非遺工作就主要集中在認定、記錄、建檔等保護、保存方面。只要提到非遺,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把它與“真實性”“不變”等概念聯系起來,似乎非遺與變化、創新無關。直到“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被確立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以后,非遺保護的思路才迅速拓展來開。

保護“非遺”的目的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如果說此前的工作是以“確認、立檔、研究、保存”為重心的話,今后的工作應該以“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為重心,應該跳出為保存而保護的思維定勢,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定位和理解當下的非遺保護工作,將非遺保護與推進傳承人的現代化相結合、與滿足文化精神的消費升級相結合、與重塑國人的原創精神相結合、與對外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相結合。

非遺保護不是將其變成活化石,而是要讓市場之水去澆灌,去激活其內在價值,讓非遺成為生活中的有機部分,讓非遺成為時尚的象征,讓年輕人能夠喜歡、愛上非遺,這才是最有效的保護。但是近200年來,因為喪失了原創性,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在采用拿來主義,都只是在享用西方世界所創造的成果,也因而處處被動。一些西方國家趁機兜售文化、大搞文化輸出,因此要想中國的未來發展能在世界獲得話語權,首先就必須將自己原創性的成果拿出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非遺更是其中的精華,作為文化大國,應該認真思考如何重塑文化自信,如何激活傳統文化,由文化大國變為文化強國。在國際上展出的非遺項目,不能滿足于其原生態等初級產品,而應該建立機制,在傳承文化因子及核心要素的基礎上,大力培育非遺產業和非遺品牌,使其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的有益組成部分。

(二)順應新常態,以創新驅動非遺保護和實踐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新常態”。11月,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首次系統闡述了“新常態”。新常態下,增長的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對應的思路就是政府大力簡政放權,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指令性計劃導致的資源難以自由配置、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唯有通過創新,才能使中國經濟擺脫“舊常態”,也才能改變十八大以前長期改革滯后形成的“體制病”和宏觀失衡“綜合癥”。

就非遺保護工作而言,創新可以體現在主體創新、標準創新、機制創新、服務創新等多個方面。

首先,從主體上來看,企業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市場開發、運營和品牌開發、保護,融合人、財、物等產業資源的最好組織形式之一,理應在非遺產業創新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2018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進一步支持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是在這個方向上的正確努力。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的文化企業整體上仍處于培育階段,質量良莠不齊、大量企業規模偏小、競爭力偏弱、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政府在管理路徑由行政指揮向新公共管理轉換的過程中,仍然要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度建設和機制引導,培育市場主體的發展。

其次,政府應建立非遺產業服務商資質標準,引入競爭機制,推進非遺保護民營化實踐。在準入和篩出兩個方面建立相應的規制,將標準顯性化于非遺保護的公眾體系之中,使身處“委托制”場域中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立足于同一話語體系。例如,非遺司提出,判斷非遺項目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六點標準:一是看實踐活動是否持續并富有活力;二是看基本實踐方式,如手工技藝之于某些傳統工藝項目,是否得到保持;三是看基本文化內涵是否得到尊重;四是看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是否得到弘揚;五是看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實踐、傳承及再創造權利是否得到尊重;六是看傳承人群是否得到保持乃至擴大。這些條件就可以細化到非遺產業服務商的準入要求和運營標準中,在肯定參與企業合理私利的同時引導其公共性的生成。既保證了政府的控制權,也調動了企業的主動性。不僅可以實現“精準管理”,而且還促成了“公共性擴散”。

再次,加大對非遺企業的扶持力度。非遺產業發展初期屬于“賣方市場”,企業還不足以形成能力角逐之勢,這種情況下,一是要推動“跨領域協作經營”,用服務資本進行社會投資,孵化一批項目型(或合同型)社會組織,使其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公權力向下遷移的接盤過程中率先獲得合法化的參與權,讓一部分“賣方市場”先于需求運行起來。二是要繼續加大對非遺領域的財政投入。2014 年國家財政總預算為154030億元,中央財政實際下達文化遺產保護資金 88.43億元,同時安排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 6.63億元,二者相加共計 95.06億元,僅占國家財政總預算的 0.0006%。相比之下,日本的保護力度就大得多,日本《文化財保護法》明文規定,包括國寶等重要文化遺產的管理維護的資金下限是國家總預算的 0.01%,2014 年,日本國家總預算是 9212 億美元,其文化遺產的管理維護資金約 92.12億美元。與日本相比,我國在非遺保護和非遺產業上的投入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最后,完善政府采購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和內容。政府采購要突出公共文化服務的安全性、均衡性、前瞻性,切實關注民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的文化需求,完善“需求端”和“供給端”的精準對接機制,倒逼非遺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側改革。在此過程中,可以結合大數據、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創新信息對接平臺,甄選出一套精準識別需求端和供應端的核心納入標準,使其能夠有效降低采購過程中的制度消耗。這種政府采購的終極旨歸,是規制出一個能夠產出穩定績效的非遺產品供應市場。因此,采購的過程理應是促進非遺產品創新,提高市場接受度,幫助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的過程。

(三)瞄準行業痛點,加大文化立法和非遺產品標準建設

權屬不明和標準不統一是影響資本進入非遺產業的兩大痛點,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解決此類難題,唯有依賴政府,將立法和行政方式相結合,進一步理順關系,廓清障礙,為非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從制度建設層面看,大抵可以做到:

1.加大文化立法。近年來,文化產業各級主管部門根據產業實際發展需要,先后出臺了《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推動文化娛樂行業轉型升級的意見》等政策。但是,我國文化產業立法仍然相對滯后,在我國 260 多部現行法律中,文化類法律只有 6 部,不少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

非遺保護的立法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成果即是2011年2月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這部法律的出臺,改變了此前六年時間里工作單純依據行政法規的狀況,對于推進非遺保護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將這部法律放在當下的非遺保護實踐來看,其局限性在于沒有對保存和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區和個人的法律地位和相關權益作出規定。也就是沒有對非遺的權屬問題進行明確的說明。而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其實還是與這部法律的定位有關。從屬性上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是一部行政法,主要規范的是各級行政部門的行為。而隨著當前非遺保護實踐向社會、經濟領域發展,也就超越了這部法律所能完全涵蓋的范圍。

而從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的情況來看,目前相關的法律主要有《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對于非遺保護過程中涉及的知識產權等相關事宜也缺乏具體的解決方案。

這事實上就給非遺保護的地方性立法提出了要求。從《立法法》第四章對地方性法規規定的立法事項可知,地方性法規的使命有三:一是執行性立法,二是自主性立法, 三是先行性立法。在不與上位法相抵觸的前提下,地方大可根據本地發展的實際需要,深入、自主、先行的開展立法工作。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立法過程來看,經歷的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先專項、后綜合的過程。這即是說,從法律到經驗,都支持地方根據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開展自主性立法和先行立法。因此,各地在修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時要解放思想、主動思考,結合地域特色,突出工作的實際要求,提高地方立法的實際效率,避免機制僵化。以廣州為例,2018年年底廣州非遺知識產權IP平臺發布,成為首個由政府主導,將區域非遺整體進行版權保護與交易模式創新的平臺,使非遺有了通過知識產權運營進入商業市場的路徑。盡管這算不上地方法規,但卻是地方先行先試的有益實踐。

2.推進非遺產品標準化建設。與非遺保護過程中的申報標準、建檔標準不同,此處所指的標準是部分非遺項目在生產性保護、市場性保護的過程中所涉及的產品標準和生產標準。引入標準也并非要抹殺傳統文化的多樣性,而是通過建立標準來約束供給端的行為,從源頭規范非遺產品的生產,減少因產品質量、價格、工藝不同而形成的內耗,確保非遺產品向現代化、商品化乃至國際化的方向穩步推進,激活非遺項目的造血功能,實現非遺項目的可持續傳承。事實上,傳統非遺在從自在的生活空間進入公共領域時往往面臨種種不適。首先,非遺產品進入市場、成為消費品必須要過標準關,原材料的使用、生產環境、產品質量等都必須符合相關部門的法規和要求,一些非遺項目的傳統生產方式因不符合國家相關部門的法規就有被停產的風險;其次,隨著傳統作坊的做大做強,市場的迅速擴張會給資金、技術、設備、管理形成壓力,單一的產品形式和過慢的創新速度也會帶來經營上的困境;第三,如果缺乏標準的規范,一些制作粗糙、包裝簡陋的產品會拉低非遺的整體形象,一些自稱“非遺”的假冒偽劣產品還會破壞非遺的市場聲譽,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使行業陷入混亂無序、低質低價的惡性循環。對此,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任刃認為,有必要建立有關非遺項目的準入機制,比如到底達到什么工藝水平才夠得上國家級非遺項目水平,也就是抬高門檻,只有這樣才能把粗制濫造的所謂非遺衍生品趕出市場。但也有學者認為想把那些“越界”的產品從市場上清除掉近乎與風車決斗,從歷史上看,高水平的工藝和藝術品從來都是和低層次產品乃至贗品和仿制品共生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界定被保護的非遺文化形態與“越界”的次生形態之間的區別與關系。無論解決的辦法是“驅逐”還是“共生”,其前提是一致的,那即是必須明確能夠稱為“非遺產品”的標準究竟是什么,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加強非遺的標準化建設。

明確了標準化建設的目的和必要性之后,接下來是建什么標準的問題。筆者認為,建立的標準要兼顧外部性和內部性。標準的外部性就是要確保非遺產品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合法性。按照我國現有的條線管理體制,非遺管理主要歸口于文化管理部門,但是非遺走向市場的話,就會受到來自生產管理、市場監管等部門的約束。由于不同條線體系下的工作標準和要求不同,就有可能給非遺發展制造障礙。例如作為國家級非遺的錢萬隆醬油釀造技藝就因為上海質量監督部門嚴格推行西方現代工業生產下的GMP質量安全標準被勒令停產,一蹶不振。標準的內部性就是要協調非遺項目的多方生產力量,用標準來約束參差不齊的傳統自由生產狀態。早在2007年,文化部印發的《文化標準化中長期發展規劃(2007-2020)》的通知中就強調,“標準化工作要面向文化建設的中心工作,重點加強基礎性標準、行業急需標準以及涉及公共文化安全和文化環境保護的標準建設,逐步開展面向社會的文化服務標準、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基礎標準等各項工作”。目前我國擁有四級非遺保護項目近20萬項,涵蓋10大門類。如此多樣的非遺項目不可能用統一的標準來要求,因此建設“分類保護標準”和“非遺項目標準”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如何建的問題上,因為涉及的面太廣,不同項目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不盡相同,這里僅提供標準建設原則方面的建議。

首先是堅持目標導向原則。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提出“要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輪驅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非遺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是文化自信的基礎,也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標準建設應有助于這些目標的實現。

其次是堅持系統協同原則?!叭嫔罨母锸窍到y、協同性改革,改革要系統、協同,就離不開頂層設計”。非遺保護的標準建設要兼顧外部性和內部性要求,也必須通過多方協同和參與來實現。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就提出“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建立協調有效的保護工作領導機制”。當然,標準的建設也要充分尊重基層的意見,“頂層設計并不排斥基層試驗,但凡不存在負外部性的改革,應鼓勵基層試驗;而具有負外部性的改革,則必須由中央頂層設計”

再次是堅持研究與建設結合的原則。非遺市場化是發展中的新課題,非遺的經典性和社會主流的現代性要求存在矛盾。這種情況下,簡單的以工業化、現代化背景下的技術性標準去衡量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非遺項目,一定會存在標準的錯位。這種情況下,只能通過實事求是的態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廣泛吸納有關學術研究機構、大專院校、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各方面力量參與標準研究與建設,“形成涉及文化領域安全、環保、質量、工藝、功能、技術、檢驗檢測、資質、等級評定、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標準體系”。

最后是堅持過程與結果并重的原則。好的標準不僅要求內容的科學性,更要求過程的正當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一定要讓作為傳承主體的民眾組織、行業協會及生產企業參與到標準制定的過程中來。這不僅是非遺保護倫理原則的要求,也是應用“交往理性”以解決后現代社會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直接體現。一項社會規范的質量,不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意見的“普遍性”,而是取決于規范形成過程中的商談的水平和質量——在此期間是否存在窮盡了各種建議、信息和理論的爭論,且這些意見都得到了合理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使標準真正成為非遺保護的規范,成為非遺產品各方生產者自覺遵循的行為準則。

(四)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年,國務院將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2018年6月國務院召開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李克強指出“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未來五年,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尊重經濟規律,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

隨著對放、管、服具體內涵的深入理解,非遺保護工作也應該主動轉變思想,創新管理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所謂“放”就是要簡政放權,要確立市場配置的決定作用,具體而言就是向下級政府放權、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傳統的項目制治理模式下,專項項目一般都有“配套資金”的要求,有利于各部委在加強事務管理的同時,加大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控制,但這也往往加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為此,2014年12月《國務院關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意見》中提出,要“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注重頂層設計,使轉移支付制度與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相銜接。對用于國家重大工程、跨地區跨流域的投資項目以及外部性強的重點項目,主要采取項目法分配,對具有地域管理信息優勢的項目,主要采取因素法分配,選取客觀因素,確定合理權重,按照科學規范的分配公式切塊下達省級財政”。這樣的改革,有利于事權和財權的統一。各地的非遺項目大多屬于“具有地域管理信息優勢”的項目,因此,采取因素法分配將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工作的自主性和適應性。

所謂“管”就是加強監管,創新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傳統政府直接管控的模式下,既容易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資源錯配,也容易因為公務人員有限造成工作難以深入。解決的辦法是通過授權,促進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主體下沉,提高信息的傳遞效率和工作的針對性。2018年《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相對于2010年《關于加強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意見》的進步之處就主要體現為將管理作為核心內容,賦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權利, 同時為了便于管理和監管,《辦法》將要求明確到了操作層面,實現了條件明晰、過程簡化、標準公開。這種方法應該推廣到今后非遺保護的各項制度建設中。

所謂“服”就是優化服務,要豐富政府的服務內容,提高服務效能。政府應該從微觀管控的瑣碎工作中抽身出來,轉而多從宏觀角度分析工作的整體方向和工作重點,發揮政府在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方面的職能,針對非遺保護中的難點痛點,開展及時有效的服務,調動各非遺保護主體的積極性,激活多方力量共同參與到非遺保護事業當中。例如山東省在2016年正式啟動傳統工藝振興計劃,通過頂層設計,努力推動傳統工藝與互聯網、文化創意等產業融合發展,鼓勵并支持文化企業及高校到傳統工藝項目所在地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設立工作站,促進非遺類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還上線了“聚匠網”,致力于深度挖掘非遺項目內涵,邀請非遺傳承人入駐,推動非遺商品的在線銷售。2018年又出臺《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實施規劃》,通過整合財政專項資金及有關國有企業、社會資本,壯大省級文化產業投資平臺,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補助、獎勵、融資貼息、基金、資本金注入等多種方式,重點支持文化項目建設、文化產業發展公共平臺建設和新型文化業態培育;同時,按照“非禁即入”原則,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文化項目和園區建設;鼓勵和支持骨干文化企業走出去,積極融入國際文化產業鏈。山東經驗集中體現了服務型政府的工作思路,只要各地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善于借用社會力量,激發民眾的主動性,相信非遺保護的辦法會越來越多。

結語

制度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好制度將促進發展,壞制度將阻礙發展。非遺保護制度是非遺傳承主體和保護主體間聯系和相處的基礎,是推動非遺傳承和發展的前提。治國理政, 必須“立治有體, 施治有序”,非遺保護也應該在調整保護理念的基礎上,不斷改革和完善非遺保護制度體系,協調好中央、地方、傳承社區、民眾、企業、學校、文化事業單位、行業協會及其他社會力量的關系,促進保護合力的形成,打開非遺保護工作新局面,推動我國非遺事業更好更快發展。

内蒙古十一选五今天